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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話語權 擴大影響力 ——日本派出留學生的危機與政策干預

        發布時間:2022-10-12 作者:楊紅軍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神州學人》

        [摘要]當前國際風云變幻,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際競爭日益激烈。派出留學生是提升話語權、擴大影響力的有效渠道之一。曾經的留學生派出大國日本出現派出留學生危機,派出留學生人數增加緩慢,其原因既有家庭收入減少、英語水平降低、就職活動與留學沖突、內向型民族性格、后工業化社會中的“御宅族”生活個人化等涉及國民性和社會性的內部因素,也有主要留學目的國學費上漲等外部因素。派出留學生相對減少將危及到日本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以及日本培養全球化人才的計劃。為確保日本的教育強國地位,提升話語權,擴大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培養活躍于世界的人才,日本政府不斷出臺各項政策,加大對派出留學生的資助力度,營造派出留學生的社會氛圍,進行多方干預,其效果逐漸顯現。

        [關鍵詞]日本教育;派出留學生;留學生政策;教育國際化

        任何國家的文化和教育都不是封閉性的,要想掌握先進理念與技術,進而發揮自身的國際影響力,必然要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話語從狹義上理解是指運用中的語言,廣義上則是指語言、含義、符號、交往形式等。話語權是一種能力和影響力:通過話語所包含的概念、邏輯、價值觀、意識形態等因素來說服影響他人、他國按照自己的意志、意愿行動的能力。法國社會學家??拢∕ichel Foucault)指出“話語即權力”。[1]在當代國際社會的競爭中,為了穩固和提升國際地位,各個國家都越來越重視提升本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派出留學生是提升話語權、擴大影響力的有效渠道。

        日本將赴海外留學的學生統稱為海外留學生,所謂派出留學生,不僅包括嚴格意義上的政府派出、學校派出,也包含自費出國的留學生。上世紀90年代,日本曾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留學生派出大國,進入21世紀,日本派出留學生不僅實際數量相對減少,而且學生的留學意愿也在持續降低,日本政府頻頻出臺諸多措施激勵學生赴海外留學。日本政府為何熱衷于派遣留學生赴海外學習?造成日本學生留學意愿降低的原因有哪些?日本政府為此采取了哪些措施?其效果如何?本文就日本派出留學生相對減少這一危機以及造成危機的主要原因、采取的對策及其影響和效果加以剖析,以期把握日本派出留學生的政策動向,亦可為中國接收日本留學生以及制定派出留學生政策提供參考。

        一、日本派出留學生的危機:表現與成因

        上世紀70年代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后,海外留學生數量持續增長。早在1981年日本共派出14547名留學生,其中大部分是自費留學生。從留學的地區來看,到北美地區留學者占66.6%,到歐洲地區留學者占24.3%,到亞洲地區留學者僅占5.4%,其他占3.7%。[2]1994年到1997年,日本是世界第一大留學生派出國。其后隨著東亞地區的經濟高速增長,留學地區有所變化,例如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IIE)等機構在2013年的統計,日本派出的留學生(原則上不包括交換留學等短期留學生)為55350名,其中留學目的地排在前三位的是美國(19334名)、中國大陸(17226名)、中國臺灣(5798名)。[3]從2001年到2008年,中國、印度、韓國、美國的海外留學生均大幅度上升,而日本派出留學生不僅在絕對數量上增加緩慢,在相對數量上更是不容樂觀。2003年到2008年,日本根據校際協定派出的留學生分別是15564名、18574名、20689名、23633名、23806名和24508名。[4]在美國,從2005年到2009年的5年間,來自中國、印度、韓國的留學生迅速增加,來自日本的留學生卻逐步減少。例如2010至2011學年美國大學中的日本留學生人數較上一學年減少14.3%,總人數不及10年前的一半,日本海外留學生人數已跌至第七位,留學第一大國的地位在1998年被中國取代。[5]

        日本學生的留學意愿也在降低,在對日本高中生進行的留學意愿調查中,回答“如果有可能是否希望到國外留學”的問題時,作出肯定回答的日本高中生為41%,作出否定回答的為59%。對同一問題,美國學生的肯定回答是56%,否定回答是42%;中國學生的肯定回答是61%,否定回答是38%;韓國學生的肯定回答是64%,否定回答是33%。[6]

        為什么日本派出留學生的數量增加緩慢,年輕人海外留學的意愿不足?概括起來大致有內部、外部兩大原因,涉及國民性、社會性等幾個方面。首先是內部因素,根據針對大學生所做的抽樣調查,阻礙日本學生海外留學的三大因素分別為“經濟原因”“語言能力不足”“就職活動”等。[7]

        根據各種統計數字來看,日本的工薪階層每個月可支配收入從2001年的419505日元減少到2010年的389848日元,減少幅度為7%。2010年,日本家庭平均消費支出為252328日元,2019年則下降到249704日元,[8]消費支出的減少影響到留學費用的支出。

        語言能力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即日本人英語水平較低導致其留學意愿不足。英語托??荚囖D換為“聽、說、讀、寫”綜合型方式后,日本人比較擅長的語法項目重要性降低,而日本人不太擅長的口語項目重要性提高。正因如此,長期以來,日本托??荚嚨钠骄煽優?0分(滿分為120分),在亞洲地區排名倒數第三,僅略高于柬埔寨和老撾,其口語平均成績為17分,排名世界最后位。而美國排名前40的大學要求非英語國家的留學生托??荚嚦煽冊?5.8分以上,高出日本平均成績25分以上。如果將中、日、韓三國加以比較,日本人的英語水平也偏低。例如從2006年到2013年,韓國的托??荚嚻骄煽儚?2分增加到84分,中國從76分增加到77分,日本從65分增加到70分。[9]

        求職方面,日本的學校、企事業單位財政年度劃分是從每年4月1日到次年3月31日,通常日本的大學春季開學,大學生在三年級后半期即每年下半年參加各種招聘大會,與用人單位接觸,簽訂就職協議等。但其他國家大多是秋季入學,因而在時間上與就職活動發生沖突,導致很多學生不得不放棄留學計劃。日本政府與企業也意識到這一點,經濟團體曾提出將財政年度起始時間改為與大多數國家相同的建議,但因涉及范圍較廣,至今未能實現,只是部分大學開始在春秋兩季都接收外國留學生入學。

        國民性因素主要體現在日本人的內向型性格上。針對日本派出留學生增加緩慢的傾向,2010年后日本的主流媒體頻繁使用“內向型年輕人”詞匯分析其原因,例如《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在2009年有關“內向型年輕人”的報道分別只有1、1、3篇,但2010年分別為16、9、9篇,2011年分別為20、24、15篇,而且都發表了相關社論。[10]其現象也體現在企業海外派遣人員方面,即年輕的企業雇員對赴海外工作持消極態度,例如2001年有29.2%的年輕雇員不想到海外工作,到2010年這一比率上升到49.0%。日本社會適宜年輕人生存的氛圍進一步加劇了其內向型心態,根據輿論調查,2008年時20-29歲的日本年輕人生活滿意度最高,男女均在70%-80%之間,[11]這也減少了年輕人海外留學、海外工作甚至海外旅游的興趣。根據日本出入境管理局的統計,1996年20-29歲的赴海外旅行者約為463萬人,但2006年下降到298萬人,10年間減少35%。[12]客觀地說,日本人的內向型性格不僅表現在派出留學方面,畢業后在留學對象國工作、定居的日本留學生比例,不論與亞洲鄰國還是與歐美國家比,都相去甚遠。

        社會性因素是指社會變遷對派出留學生的影響。作為發達國家,日本已呈現出后工業化社會的顯著特點,即生活的“個人化”。首先體現在家庭的“個人化”,即家庭成員關系更為松散;其次是職業場所的“個人化”,轉職者、自由職業者迅速增加;第三是地域的“個人化”,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志愿人員增多;第四是消費的“個人化”,大量個性化產品流行。作為這一社會的價值觀念,個性自由、自我決定論和生活方式的多樣化開始成為主流,只以自己的方式和節奏生活,注重自我感受而不在乎社會評價。正是在這一社會變遷的背景下,形成了被稱為“御宅族”的龐大年輕社會群體,有數據顯示日本全國人口的25%屬于這一群體。盡管該群體推動形成了以動漫、電玩、影像等視覺消費為中心的亞文化趣味共同體文化,但因其選擇從主流社會脫軌,按照自己喜歡的節奏生活,經常宅在家中從事“趣味的事業”,其生活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內向型性格,減少了海外留學或工作的意愿,成為日本派出留學生人數減少的又一因素。

        另外,有評論家認為,日本社會少子化現象也影響了派出留學生的數量,而且“大學全入時代(即當年高中畢業生人數與大學錄取人數持平)”導致出國留學的吸引力急劇降低。但該觀點很快遭到質疑,因為根據總務省的統計,日本18-29歲的年輕人確實逐年減少,1990年時有2086萬人,2012年減少到1534萬人,但同一時期的派出留學人數卻從26893人增加到60138人,而且留學率也從0.13%上升到0.39%。[13]實際上,在少子化現象更為嚴重的韓國,海外留學生反而持續增加。例如2007年時日本派出留學生7.5萬人,但總人口不到日本一半的韓國卻派出留學生21萬人。日本大學入學率為57%,韓國為84%,顯然后者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更高,卻并沒有影響年輕人海外留學的意愿和行動。[14]

        日本派出留學生增加緩慢的外部因素主要源于美國大學學費的增長。美國一直是世界主要留學目的國,2009年接收留學生690923人,占全世界留學生總人數的近20%,為歷史最高值。如前所述,日本派出留學生的主要對象國是美國,日本派出留學生增加緩慢與在美國的日本留學生減少幾乎是同步的,且后者的降幅更大,甚至可以說是赴美留學生減少導致了日本派出留學生數量增加緩慢。例如從2004年到2008年,日本派出留學生下降15%,在美國的日本留學生則下降31%。從相對數字上看,日本在美國減少的留學生數量占到全部派出留學生減少數量的69%。美國大學學費的持續上漲是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據統計,美國大學學費的年均增長率為5%-10%,如1997年時私立四年制大學年均授課費為13785美元,公立四年制大學為3111美元,公立二年制大學為1567美元。到2007年,私立四年制大學增加到23712美元,公立四年制大學為6185美元,公立二年制大學為2361美元,10年間各類大學分別上升72%、98%、51%。[15]上述公立大學的授課費主要面向美國各州的內部學生,而對留學生則為上述數字的兩到三倍,對于因經濟停滯帶來家庭收入減少的日本學生來講,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二、社會輿論的壓力:咨詢與建議

        針對派出留學生增加緩慢的現象,日本的社會輿論表示不安。有評論家認為正是由于日本的民族具有內向性格,更有必要將自己置身于未知的世界或領域,經歷不同文化與社會,體會認識不同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不僅能夠提高自己對外部世界的適應能力,也可以通過外部世界進一步認識和理解日本文化與社會。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迅速發展的今天,日本派出留學生數量減少將危及日本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如果不能大量培養在國際舞臺上闡述自己的主張并能產生影響的全球化人才,意味著日本國際影響力的減弱甚至消失,進而波及人力資源全球化對策的實施,降低日本的魅力,遺留隱患。特別是在科學技術領域,如果不能形成在世界頂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活躍在海外的日本學者網絡,也將失去培養諾貝爾獎獲得者人選的基礎。正因如此,為確保日本的教育強國地位,提升話語權,擴大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增加派出留學生的數量,政府、企業、大學應結成一體,為創造海外留學環境、培養全球化人才建立完善可行的戰略計劃。

        另一方面,日本不僅是對外貿易大國,也是對外投資大國。早在1989年,日本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盈余國和海外投資國。從1998年開始,日本企業在海外的當地法人銷售額一直處于增長趨勢,特別是在東亞市場,1998年到2009年增加了17個百分點。針對投資海外企業所做的調查表明,74.1%的企業表示在設置海外生產銷售據點時最主要的課題是確?;蚺囵B能夠適應全球化的國內人才,即較為熟悉投資對象國的日本年輕雇傭者,顯然日本在這一方面存在人才不足的情況。[16]根據瑞穗研究所在2012年的推算,當年需要169萬全球化人才,到2017年其需求量將達到412萬,而且絕大多數為日本人。所謂全球化人才是指具有外語能力和溝通能力、理解不同文化且具有作為日本人的主體性、具備挑戰精神及責任感的人。[17]由此可見,留學經歷是全球化人才必不可少的基礎性條件。

        實際上,日本各界在上世紀90年代已經意識到推動海外留學的必要性,例如1994年首相咨詢機構“國際文化交流懇談會”提交了一份《新時代國際交流》的報告,建議設立短期留學制度。為此成立的“推進短期留學調查研究合作者會議”在1995年提出《關于短期留學的報告書》。作為整體性共識,2003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提交的《關于推進新的留學生政策報告》終于明確提出“日本派出留學政策很不充分,而且存在接收留學生以亞洲為中心、派出留學生以歐美為中心的失衡現象,應重視相互交流”,建議政府有必要創立推動以日本學生在海外取得學位為目的的留學制度。盡管如此,由于當時日本派出留學生人數繼續上升,加大派出留學生支持力度的聲音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2007年,一方面日本派出留學生出現減少的趨勢,另一方面中國派出留學生數量迅速增加,《讀賣新聞》甚至推出標題為“懇求日本學生留學”的報道,日本政府在壓力之下也采取了諸多應對措施。

        2007年,政府的相關咨詢機構提交了五個涉及派出留學生的報告,即4月經濟財政咨詢會議提交的《增長力加速項目報告》,5月亞洲合作構想戰略會議提交的《亞洲合作構想報告》,6月技術革新25戰略會議提出的《技術革新25報告》、教育再生會議提交的《教育再生會議第二次報告》、經濟財政咨詢會議提交的《經濟財政改革基本方針2007(框架2007)》報告等,另外還有國立大學協會提交的《致力于留學制度的改善報告》。

        上述報告均強調了派出留學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完善支援海外留學的體制,例如在經濟財政咨詢會議的兩個報告中,明確提出大學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促進國際化,其中包括強化與世界一流大學合作、充實留學生的交流,提及互換學分、雙重學位、英語授課及增加以交流為目的的獎學金、制定大學國際化計劃等;《亞洲合作構想報告》列舉了以航空自由化為首的十大合作項目,第三項是“重新構筑以亞洲頂尖人才網絡核心為目標的留學生政策”,副標題是“匯集制定新國家戰略時的相關者之力”。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提出擴大日本人海外學習的機會,培養活躍在世界舞臺上的日本人,為此應開創更多短期留學項目,完善派遣年輕研究人員制度,擴大青少年交流渠道,推動向具有戰略意義國家派出留學生等;《技術革新25報告》描述了2025年時的日本社會應是不斷技術革新的社會,其基礎是頂尖人才,而大學和留學是培養頂尖人才的關鍵。

        報告還強調了短期留學、與亞洲同齡人交流的重要性,提出十分之一的博士研究生必須于在學期間留學1年的指標,為此應建立開放型大學,徹底改革留學制度,創建復數學位制和學分交換制,完善國內外大學合作制度等:《教育再生會議第二次報告》副標題為“作為國家戰略的留學生政策”特設一章論述派出留學生,其中提及“國家為日本人留學擴大提供大學生的短期留學、年輕研究人員的長期留學、中學生的寄宿家庭留學、交換留學的機會”,特別強調與亞洲各國大學之間的合作,促進留學生交流;《致力于留學制度的改善報告》指出日本派出留學生超過7萬人,但半數是學習語言,專業學習者尚有努力擴大的必要,為此提出創新海外留學項目、刺激留學動機、充實經濟援助、肯定評價海外留學、消除推遲畢業和就職活動障礙等不利因素、提高派出留學生的語言能力、完善留學前后的援助體制等7項對策。[18]

        三、日本政府的干預:政策與效果

        在上述社會背景下,日本政府接受社會輿論以及政策咨詢機構的建議,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

        文部?。ìF文部科學?。┙邮?995年提交的《關于短期留學的報告書》中的建議,為在國際化進程中培養下一代人才、形成超越國境的人際網絡、加深各國之間的相互理解,開始實施“推進短期留學計劃”(后改稱為“留學生交流支援制度[短期派遣]”),選拔日本各大學的研究生或本科生、短期大學學生到海外進行3個月以上、1年以下的留學活動。政府為該項目提供補助金,由從事資助大學生就讀的日本育英會、日本國際教育協會、內外學生中心、國際學友會、關西國際學友會等財團法人(這些團體在2004年合并為文部科學省主管的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具體實施。

        文部科學省接受2003年中央教育審議會提交的《關于推進新的留學生政策報告》中的建議,2004年頒布《長期海外留學支援計劃》,相關內容為:根據大學實施的海外留學規劃,將學生等長期派往海外大學研究生院,在獲得學位及專業領域研究經歷的基礎上,培養有助于為國際社會作出貢獻的人才以及強化日本大學的國際競爭力。該項目從2009年開始作為“留學生交流支援制度(長期派遣)”由日本學生支援機構加以實施,而且為推動這一制度,根據《推進大學改革等補助金》的規定,向大學提供補助金。

        2008年日本政府提出到2020年接收30萬留學生計劃;同年政府制定了亞洲版“伊拉斯謨計劃”,即模仿歐盟的做法,推動亞洲各國大學生之間的交流,計劃用5年時間實現5000人規模的交流;2010年6月18日、2011年1月25日內閣會議相繼決定實施“新增長戰略”“新增長戰略2011”,均強調推動日本學生海外留學、進修的必要性,提出到2020年接收30萬留學生的同時,實現日本學生到海外留學、進修人數達到30萬人的目標,以此培養全球化人才;2013年6月內閣會議決定實施“日本再興戰略”及“教育振興基本計劃”,具體目標是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舉行時,日本大學生、高中生的海外留學人數增加一倍,即大學生海外留學從2013的6萬人增加到12萬人,高中生海外留學從3萬人增加到6萬人。[19]

        由于派出留學生的主體是自費留學生,國家政策只起到引導作用,例如政府短期留學項目每年只資助600人左右,長期留學項目只資助100人左右,因此為有留學意愿且具備相應能力的日本年輕人營造出國留學的社會氛圍是至關重要的環節。為此,2013年10月,文部科學省開展名為“飛翔吧!留學日本”的鼓勵日本年輕人海外留學的宣傳活動,以求在官民合作的基礎上形成國際化人才網絡,培養未來活躍于世界舞臺的國際化人才,同時通過展示海外留學的魅力營造出國留學的社會氛圍。該活動獲得200家日本企業支持。

        作為上述推進留學活動的一環,2014年日本政府開始施行名為“飛翔吧!留學日本·代表日本項目”的海外留學支援制度,計劃在2014年-2020年7年時間內共派遣1萬名大學生和高中生到海外留學。該項目具有五個特點,一是形式多樣,不僅支持以取得學分為前提的留學,也可進行社會實習、志愿活動、田野調查等;二是可根據個人情況,設計為期28日至2年以內的留學計劃,包括各種修學活動;三是留學前后提供豐富的研修實踐機會,為確保實效,更邀請各領域精英予以實踐指導;四是配套設立由贊助企業舉辦的歷屆派遣留學生交流活動,以幫助留學生形成特有的人際網絡;五是可獲得無償優厚的獎學金。[20]

        一系列政策的實施既推動了公派留學生數量的增加,也帶動了自費留學生數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達到了推動海外留學生增長的目的。

        但需要強調的是,不滿1個月的短期留學在派出留學生中所占比率逐年升高。2004年的18570名派出留學生中,5924人留學不滿1個月;2009年的36302名派出留學生中,16873人留學不滿1個月;2014年的81219名派出留學生中,48853人留學不滿1個月。[21]由此可見,當時日本政府推動派出留學生增長政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不滿1個月的短期派出留學上,如何增加真正意義上的派出留學生仍然是任重道遠的課題。

        鑒于以上狀況,2014年文部科學省開始實施接收留學生與派出留學生政策一體化的“超級國際化大學”工作,扭轉自1980年以來僅重視接收留學生而未重視派出留學生的傾向,將留學工作重點放在大力推動派出留學生方面,留學工作迎來重大轉折。

        根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統計,2017年,赴海外留學的日本學生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達到105301人,2018年進一步增加到115146人,2019年為107346人。2018年協議派出者70541名,協議外派出者44605名。在協議派出者中,留學亞洲者比率從38.2%增加到39.8%,留學北美者比率從25.5%減少到24.6%,反映了日本對亞洲的重視。從國別來看,無論是協議派出者還是協議外派出者,美國仍為第一留學目的國。從專業來看,人文社會科學排名第一。由此可見,日本政府與社會各界積極推動年輕人海外留學的政策與措施的積極效果正逐漸顯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打斷了這一發展趨勢。隨著疫情席卷全球,東京奧運會延期舉行,日本修改出入境管理規定,包括派出留學生事務在內的各項工作幾乎陷于停滯,留學人數急劇下降,海外留學降至冰點,2022年1月最新調查數據顯示,2020年度(2020年4月1日-2021年3月31日)日本海外留學人數僅為1487人,[22]再次引起日本社會包括學界的高度關注。疫情下日本學生赴海外留學的變化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對日本的國際話語權將產生怎樣的影響有待今后繼續關注并進行相關研究。(作者 楊紅軍 系洛陽師范學院基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三五”規劃2018年度教育學一般課題“建設教育強國的日本經驗與中國路徑研究”[課題批準號:BDA180029]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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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神州學人》(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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